翻譯理論與實踐
點擊數(shù)：19852015-01-21 16:18:27 來源: 淄博巴布羅翻譯有限公司
國外翻譯界有一句流傳頗廣的俗語：“Those who can, translate; those who can't, teach translation; those who can't teach translation, teach translation theory．”此言出于何人之口，不得而知，但其中凸現(xiàn)的對翻譯理論的態(tài)度卻一目了然。國內(nèi)翻譯界對于翻譯理論與實踐之爭的關系一直存在正反兩種對立的觀點。以董秋斯、譚載喜、劉宓慶、楊自儉、王東風等為代表的正方認為翻譯“有一定客觀規(guī)律可循，并不完全靠天才和靈感”。而以勞隴、張經(jīng)浩等為代表的反方認為在語際轉(zhuǎn)換過程中，“主觀創(chuàng)造性思維起主要作用，而不受客觀規(guī)律的約束”； “翻譯課程的教學只要實踐就行，不需要教什么理論，說教理論是外行話”?！白g者的工作存在若干共性，但不存在譯者照辦不誤就能做好工作的什么‘規(guī)律’”。由此看來，翻譯中的“科學派”與“藝術(shù)派”“翻譯理論無用論”與“翻譯理論有用論之爭”，由來已久，影響深遠。
不難看出，我國翻譯界在對翻譯理論的認識上存在著一個誤區(qū)：對翻譯理論抱有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片面強調(diào)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以為凡是理論，就應該對實踐具有指導作用。否則就被譏為“脫離實踐”，是無用的“空頭理論”。事實上，“長期以來，我國的翻譯界有一種風氣，認為翻譯研究都是空談，能夠拿出好的譯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國翻譯界有不少翻譯家頗以自己幾十年來能夠譯出不少好的譯作、卻對不深入翻譯研究或不懂翻譯理論不以為然，甚至引以為榮，而對那些寫了不少翻譯研究的文章卻沒有多少出色譯作的譯者言談之間頗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 時至今日，“翻譯學”日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西方翻譯研究已經(jīng)跳出了歷史上翻譯研究常見的經(jīng)驗層面，真正進入了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層面；“翻譯不再被看作是一個簡單的兩種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行為，而是譯入語社會中的一種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而我國譯界仍然停留在“怎么譯”“理論是否有用”這一層面，這不能不說是我國譯學的貧乏，譯界的悲哀！隨著學科的深入發(fā)展和分工的日益精細，理論和實踐之間也不一定要亦步亦趨，不容脫節(jié)。認為搞理論的人一定要有實踐的基礎，未免太絕對，太苛求。事實上，理論與實踐之間在一定程度上的脫節(jié)，正是一門學科成熟的標志。譯者如果不能從經(jīng)驗的層面上升到理論層面，那就永遠是一位“翻譯匠”，而不是“翻譯家”。如果以既能將翻譯理論寫得頭頭是道，又能譯出上佳譯品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精神可嘉，無可厚非；但若以此標準要求任何研究翻譯的人，那就太差強人意，不合情理。道理很簡單，正如文藝理論家并不一定同時是作家、詩人，建造過幾間茅屋或小樓成不了建筑大師一樣?！皩嵺`家不是理所當然的理論家，理論家也未必就是理所當然的實踐家，實踐家可以成為理論家，但前提是他必須花費與他的實踐幾乎相同的時間和精力去鉆研理論。反之亦然”。在語言學界，從不曾聽人對語言學家含譏帶諷地興師問罪：“你們這種語言學理論對我有何用？我從來不讀你們的語言學著作，說話不照樣流暢自如嗎？”同樣的，也沒有任何一位歌唱家質(zhì)問音樂理論家：“為什么讀完了你的《音樂原理》，我的演唱技巧仍然毫無長進？”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原不必苛求。某些人抽象思維比較發(fā)達，談起理論來就會頭頭是道，而另外有些人形象思維比較發(fā)達，語言文字修養(yǎng)比較出色，于是文學翻譯水平就比較高。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應該互相寬容，這樣翻譯才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我國的翻譯事業(yè)才能夠興旺發(fā)達。國內(nèi)翻譯界一方面抱怨翻譯地位低、不受重視，但另一方面，又輕視翻譯研究，特別是翻譯理論研究。許鈞曾經(jīng)說過“在20世紀上半葉，也就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中西翻譯研究的差別并不是很大：因為中西翻譯界基本上都停留在傳統(tǒng)的譯學研究范疇之內(nèi)，也即主要關心的是翻譯的方法（如直譯、意譯等問題）、翻譯的標準（如嚴復的“信、達、雅”，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等）、翻譯的可能性（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等）等問題。但是進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的翻譯研究與此前的研究相比，發(fā)生了重大的實質(zhì)性的變化”。根據(jù)謝天振的觀點，西方翻譯研究出現(xiàn)了三大突破：“翻譯研究開始從一般層面上的對兩種語言轉(zhuǎn)換的技巧性研究，也即從‘怎么譯’的問題深入到對翻譯行為本身的深層探究；翻譯研究不再局限于對翻譯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譯作的發(fā)起者翻譯文本的操作者（譯者）和接受者的身上；把翻譯放到一個宏大的跨文化和跨學科的語境中去審視。相比之下，“中國的傳統(tǒng)翻譯理論主要起源于古典文論和傳統(tǒng)美學，它主要研究翻譯的標準、方法和技巧并對譯作進行評點式、印象式和隨感式的批評，研究方法一般多為對譯作的表面觀察進行主觀判斷”。所以許鈞指出：“中國當代翻譯理論研究，在認識上比西方起碼要遲20年。”出現(xiàn)這種局面，與人們對翻譯理論的排斥態(tài)度有關。
不難看出，我國翻譯界在對翻譯理論的認識上存在著一個誤區(qū)：對翻譯理論抱有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片面強調(diào)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以為凡是理論，就應該對實踐具有指導作用。否則就被譏為“脫離實踐”，是無用的“空頭理論”。事實上，“長期以來，我國的翻譯界有一種風氣，認為翻譯研究都是空談，能夠拿出好的譯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國翻譯界有不少翻譯家頗以自己幾十年來能夠譯出不少好的譯作、卻對不深入翻譯研究或不懂翻譯理論不以為然，甚至引以為榮，而對那些寫了不少翻譯研究的文章卻沒有多少出色譯作的譯者言談之間頗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 時至今日，“翻譯學”日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西方翻譯研究已經(jīng)跳出了歷史上翻譯研究常見的經(jīng)驗層面，真正進入了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層面；“翻譯不再被看作是一個簡單的兩種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行為，而是譯入語社會中的一種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而我國譯界仍然停留在“怎么譯”“理論是否有用”這一層面，這不能不說是我國譯學的貧乏，譯界的悲哀！隨著學科的深入發(fā)展和分工的日益精細，理論和實踐之間也不一定要亦步亦趨，不容脫節(jié)。認為搞理論的人一定要有實踐的基礎，未免太絕對，太苛求。事實上，理論與實踐之間在一定程度上的脫節(jié)，正是一門學科成熟的標志。譯者如果不能從經(jīng)驗的層面上升到理論層面，那就永遠是一位“翻譯匠”，而不是“翻譯家”。如果以既能將翻譯理論寫得頭頭是道，又能譯出上佳譯品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精神可嘉，無可厚非；但若以此標準要求任何研究翻譯的人，那就太差強人意，不合情理。道理很簡單，正如文藝理論家并不一定同時是作家、詩人，建造過幾間茅屋或小樓成不了建筑大師一樣?！皩嵺`家不是理所當然的理論家，理論家也未必就是理所當然的實踐家，實踐家可以成為理論家，但前提是他必須花費與他的實踐幾乎相同的時間和精力去鉆研理論。反之亦然”。在語言學界，從不曾聽人對語言學家含譏帶諷地興師問罪：“你們這種語言學理論對我有何用？我從來不讀你們的語言學著作，說話不照樣流暢自如嗎？”同樣的，也沒有任何一位歌唱家質(zhì)問音樂理論家：“為什么讀完了你的《音樂原理》，我的演唱技巧仍然毫無長進？”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原不必苛求。某些人抽象思維比較發(fā)達，談起理論來就會頭頭是道，而另外有些人形象思維比較發(fā)達，語言文字修養(yǎng)比較出色，于是文學翻譯水平就比較高。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應該互相寬容，這樣翻譯才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我國的翻譯事業(yè)才能夠興旺發(fā)達。國內(nèi)翻譯界一方面抱怨翻譯地位低、不受重視，但另一方面，又輕視翻譯研究，特別是翻譯理論研究。許鈞曾經(jīng)說過“在20世紀上半葉，也就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中西翻譯研究的差別并不是很大：因為中西翻譯界基本上都停留在傳統(tǒng)的譯學研究范疇之內(nèi)，也即主要關心的是翻譯的方法（如直譯、意譯等問題）、翻譯的標準（如嚴復的“信、達、雅”，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等）、翻譯的可能性（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等）等問題。但是進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的翻譯研究與此前的研究相比，發(fā)生了重大的實質(zhì)性的變化”。根據(jù)謝天振的觀點，西方翻譯研究出現(xiàn)了三大突破：“翻譯研究開始從一般層面上的對兩種語言轉(zhuǎn)換的技巧性研究，也即從‘怎么譯’的問題深入到對翻譯行為本身的深層探究；翻譯研究不再局限于對翻譯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譯作的發(fā)起者翻譯文本的操作者（譯者）和接受者的身上；把翻譯放到一個宏大的跨文化和跨學科的語境中去審視。相比之下，“中國的傳統(tǒng)翻譯理論主要起源于古典文論和傳統(tǒng)美學，它主要研究翻譯的標準、方法和技巧并對譯作進行評點式、印象式和隨感式的批評，研究方法一般多為對譯作的表面觀察進行主觀判斷”。所以許鈞指出：“中國當代翻譯理論研究，在認識上比西方起碼要遲20年。”出現(xiàn)這種局面，與人們對翻譯理論的排斥態(tài)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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